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连续四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现代农业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这给从事和服务农业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带来了希望。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何时才能成为现实？农业现代化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采访。 现代农业面临土地流转问题。 传统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生产。现代农业中，农民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加入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经营活动产业化。这些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多种形式。他们的活动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和信贷等各个领域。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之一，在实际运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规模化流转难。 6月29日，中汇农民合作社理事长李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目前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股份制初期，只能进行小范围的试点，等时机成熟了再逐步扩大。 据李斌介绍，自2011年成立以来，中汇农民合作社已流转土地2万多亩，分布在河北徐水、清苑、石家庄等地。合作方式主要有承包和入股两种形式。目前大部分都在收缩。入股模式在清远试点，200多亩地，53个农户入股。去年刚开始合作，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目前还没有分红。 “本来试点规模可以更大，达到几千亩，但是在合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大部分农民都有顾虑，主要是担心收入不能保证，希望业绩一次补偿。”李斌说，有一个来自王兴的农民。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去过她家五次。她对股份一窍不通，也不想按股分红。她希望我们对3亩耕地的收成给予一次性补偿。还有一个农民不愿意把地给我们，他儿子悄悄过来跟我们说，他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让他们种地了。他愿意私下放点钱进去，这样他家转让土地的补偿会高一些，想办法说服他父母转让土地，但是他父母就是不给我们土地。“仅仅是试点股份合作，我们就对农民做了两个多月的思想工作。我们还编了‘保证分红八百毛’之类的顺口溜，做了宣传横幅，挂在村里。村里发言人也天天喊加入合作社的好处，实现规模化经营。经过前期10多天的宣传，我们挨家挨户找村干部协商。” 03010从2007年开始已经实施了6年，但是一些农村干部仍然不太了解农民合作社的相关政策。有一次一个村干部给李斌打电话，问：“你们合作社是什么邪教组织？”李斌回答说，“我们不是邪教组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是国家鼓励的政策。” 通过两年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入接触，李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村民比较现实，看不到就不跟我们合作 从长远发展来看，李斌还是希望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减少前期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同时可以影响周围更多的农民加入规模化经营的模式。这样就可以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用来发展第三产业，打工或者自己创业，最终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曾经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逐渐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土地。6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河北清苑县西石桥村采访了一些农民。农民告诉记者，他们有几个担心：一是担心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的使用权会发生变化，怕土地调整了，国家会失去土地的使用权。二是担心把土地给合作社，合作社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在他们看来，租地不如入股，把地承包给合作社就能拿到现金。 对于合作社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农民的担忧，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做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农民合作社真的是为农民服务的，那么其运营模式还是不错的。农民手里的地是租的，不出力，尤其是有些农民年纪大了，怕出问题在地里干活。合作社集中农民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产生更大的效益，是一个发展方向。 但与此同时，李国祥指出，目前大多数合作社都是假的，90%左右都是搞形式的。如果合作社搞圈地运动，建大棚，然后收国家补贴资金要政策，这种做法和现代农业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李国祥建议合作社成立一些示范社，树立一个服务三农的品牌，让农民真正放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打造品牌合作社也是李斌成立中汇农民合作社的初衷，但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他告诉记者，办了两年合作社，全身疲惫，体重直线下降，从140斤降到现在的120斤。“你看，我手上全是针孔，经常去静脉注射。”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给记者看，记者看到他的手腕和手背确实是针孔。 。 而湖北省天惠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唐宏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天惠联社把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起到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市场的平台。这好比小企业与阿里巴巴的关系，我们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家，通过品牌整合，实现农业产、学、销一条龙服务。“目前我们已跟武汉农大合作，开天惠班，培养农大学生，将来到合作社工作。现在我们的产品覆盖湖北、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唐宏泉说。 唐宏泉的梦想就是要让天惠联社做中国农民合作社的阿里巴巴。天惠联社去年才成立，至今其旗下拥有25家股东单位、100多家群员、2000多家会员，下面专业合作社各有分工，譬如，土地流转由当地专业合作社去做。其发展步伐十分迅速。 劳动生产效率不高是主要制约因素 国外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农业面临着容易被忽视或削弱的风险，必须倍加重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发展现代农业理念很好，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现行一家一户的耕种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按照现代农业发展框架，必须实施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专业化，多户结合，采取托管方式，由大公司或专业合作社集中生产、经营，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6月28日，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志斌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胡志斌如今已是75岁的老人了，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学农、务农一辈子。记者采访他时，他还在田间摘果子。他曾从亚美尼亚引进了杏子等五大类果树，种植了35亩示范基地，他搞基地主要目的是供农民学习参观，作现场指导。 胡志斌在肯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向记者坦陈了目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诸多制约因素：首先最大问题是农民自身素质问题，农民是直接参与者，一些好的技术通过传授给农民去实施。如果实施者素质不高，即便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法转为生产力。只有把生产者武装起来，让他们全面掌握现代农业知识和技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才能得以提高。 其次，还有政策层面，惠农政策没有落到实处，百姓感觉不到真正的实惠，中间环节太多。再有，各级领导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也不懂农业相关知识，只是夸夸其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导致农民对官员的不信任。此外，农业本身地位不高、一直受到歧视、民间资本对农业投资兴趣不大等等因素都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与胡志斌一样，李国祥作为农民之子，对农村、农民同样有着的深厚感情。而在李国祥看来，现在制约农业的最根本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不高，规模达不到要求。他说，中国到底是否适合搞规模化经营曾经有过争论。像欧美，特别是美国一个农民有400多公顷土地，而中国每个家庭平均不超过7－8亩（约0．5公顷）的土地，土地少而散，难以达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这也是生产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湖南农丰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彬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类似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农民种粮积极性一直在下降，抛荒虽不如过去严重，比例有所下降，但并不等于没有抛荒，而是被多种形式掩埋了。合作社把土地租了，又转让给人家，每年有抛荒，每年想办法去解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我国一方面存在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只有0．5公顷，另一方面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抛荒现象时有发生。黎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实施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耕种。同时还要稳定土地的使用权，适当延长家庭农场的承包时间，如家庭农场租用30年，在30年内，租户会作一些长远规划，合理、科学地使用土地，使之更加高效。 培养职业农民是关键 人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普遍表示，农业企业人才难招，有些企业想招几个大学生，一听说干农业，他们都以为是种田，都不愿意去。再加上农村里的一些能人以及青壮劳动力外流，因而许多农村都成了“空心村”，“空巢老人”的居所。 湖南隆平种业公司总农艺师刘爱民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了这种情况。“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打工了，种田的都是老人，老人耕种能力有限，因而农村荒地还是很多。我们南方本来可以种三季，现在大多只种一季了，这是个最大问题。” 李斌对此也有同感，清苑忠惠农民合作社想招几位管理农业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也苦于招不到。当地进来人员，只是劳力，无法分担管理上的困惑。“长此以往，中国农村，农业会出问题。现在抛荒现象比比皆是。本来可以种两季，现在大多只种一季，土地利用率不高。”李斌说，他呼吁农村外出年轻人积极回家乡创业。 从现行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培养新型的农民和新型经营模式极为迫切。通过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让资金、技术、人才向农业转移。 在胡志斌看来，解决农村 “空心化”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很关键。素质包括技术、能力、知识等等。“我曾提出科学扶贫，科学扶贫就是要把治本与治标结合起来，这其中包括提高农民的素质，要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系统培养高素质的农民。贫困有两类：真贫困与假贫困，有人为的与自然的。我与农民、农村打交道了50年，了解农民。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如何推进现代农业，如何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我建议提高农民素质，要从娃娃抓起。”胡志斌作出这样的呼吁。 李国祥向记者表示，农业吸引不了人才，主要受其自身条件限制。培养一个大学生去发展农业，搞规模化经营，他需要土地，但他到哪里弄土地呢？“我认为目前不适合搞大规模经营，需要低水平平衡。同时，将来要着手培养职业农民。现代农业组织化，就是通过合作社或其他形式，如家庭农场等，进行大规模生产，专业化经营。这要求农民主体也是现代化、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他们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 李国祥认为，加强农业风险管理也极为重要。农民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较差，难以把握市场。现在国家在农业技术方面很重视，但对农民的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培训却很薄弱。他说，“我到山东调研发现，山东一些农民在生猪出栏价每斤达9元钱时不卖，最终掉到每斤5元才出栏。我问一位农民 ‘你为何9元钱不卖呢’？农民回答说：‘俺想再等等，以为价格还会往上涨’。我们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农民却不懂其中的道理，这也恰恰表明了他们风险意识之差。我建议，将来国家要提高农业风险保障系数，增强风险管理工具，搞一些期货市场等，农民有了风险意识，才会想办法转移风险，才不吃亏，这对国家也有利。”黎彬却向记者提出了这样建议：农民手里的田地相当分散，流转后实施规模化生产，就需要职业农民进行管理。而现在一些农业院校，综合性较强，专业性却不太突出，今后农业院校在农学、栽培、园艺等基础专业方面要加强，还要着眼于培育家庭农场的专业人才，起码是研究生毕业，为农场专业化生产提供配套服务。“将来职业农民可通过电话咨询、电子商务等方式解决生产过种中所遇到的问题，但目前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这跟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应尽快将“重中之重”从口号变为现实 近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新矛盾新问题也不断凸显：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在农民利益诉求多元与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的情况下，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显得十分迫切。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近年党与国家把解决三农问题视为重中之重，并出台了不少政策，对农业农村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把重中之重的目标变为现实，把各项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却任重而道远。我认为这其中最根本的是全党全国人民从观念到行动都要真正重视农业。民以食为天。”胡志斌说，他还引用了美国基辛格一句名言 “世界上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来论证农业的重要性。 胡志斌还就此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从口头重中之重落到行动，关键看各级干部是否从理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农业，并对相应官员进行业绩考核。但是现在政府官员只看GDP，忽视了农业的重要性。第二，要深入农村实际调查，了解现行的生产状况与现代化需求是否相符合，要找出真正制约三农的瓶颈所在，从而寻求破解瓶颈的良方。第三，要引导社会各行各业真正重视农业，反哺农业，改变传统歧视农业的观念。“现代农业需要系统地发展，标本兼治，不能头痛治头，脚疼治脚。”胡志斌强调。 李国祥指出，现在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了样，这非常要命。因此他建议，要对农业补贴资金和相关优惠政策加以严格监管，尽量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黎彬认为，今后农业更注重的是服务，在产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把服务跟上。服务农民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譬如，我们农资公司，就是为农民提供的种子、化肥，质量好一些，产量高一些，价格实惠一些。农民很现实，他们最关心的是收入问题。而收入不纯粹是产量高低问题，还跟市场流通环节有关。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或果子能否卖得出去？卖个什么价钱？最终由市场说了算。如果卖不出去，就会伤农。我们把种子卖给农民不是单纯的一种交易，什么好销，农民就选什么，他们得到了好处就会跟我们走。因而后续的服务包括为农民建立农产品流通渠道非常重要，总不能让果子烂在田里吧。“这就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对农业加以重视与引导，粮食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农业是基础产业，不能忽视。”黎彬说。
此外，刘爱民还告诉记者，凭他们公司以往招工的经验，农贸营销好招一些，生产科研的人才难招，大学生前来报名不多，因为生产科研主要在农村，农村条件较差，年轻大学生不愿意去。
